第八十三章 安邦在德不在险 (第3/3页)

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

    翻译一下就是，在船上，吴起与魏武侯讨论地理因素和政治因素对国家安全哪一方面更重要的问题，吴起认为，决定国家兴衰的根本因素是政治因素，而非地理因素，上古时代三苗氏德义不修、夏桀修政不仁、殷纣修政不德，虽有险固的河山，也不能挽救其覆亡的命运，所以说安邦治国“在德不在险”。

    于是看着晋王赵光义和群臣都持反对意见，赵匡胤这才只好放弃了迁都的计划，但却为后来的北宋灭亡埋下了伏笔。

    因为北宋不迁都确如赵匡胤所言隐伏着极大的危机，北宋在赵匡胤逝世后逐步走向衰弱最后被金所灭都与汴梁的地理位置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要知道汴梁自古为四战之地，周围又没有山岭险阻，建都于此，遇强兵入侵时如何防守就成为严重的问题。

    张仪说：“魏之地势，固战场也。”

    汴梁的地理环境四通八达，水陆交通方便，在宋代作为经济中心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作为政治军事中心条件尚不完全具备。

    另外，汴梁太靠近黄河，在军事上也是个致命的弊端。

    战国时秦国曾四次攻打魏国的都城大梁，公元前225年，秦军决黄河水灌大梁，结果城坏魏亡。

    相对而言，洛阳的地理位置比开封险要得多。洛阳不仅位居“天下之中”，而且四周群山环绕，背负邙山，面临洛水。东有成皋，西有崤函，北通幽燕，南对伊阙。“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秦以后宋以前有东汉、曹魏、西晋等王朝建都于此，号称“九朝古都”。正因为如此，宋太祖才有了迁都洛阳的念头，其出发点乃是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他认为建都于洛阳，既有利于防守，还可以省去大量冗兵，减轻国家的负担。后来范仲淹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洛阳险固，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既有事必居洛阳。”可惜他的意见没有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就德治和设险守国而言，德治固然应当放在首位，但设险守国绝不能忽视。正如清代学者顾祖禹所说的：“虽恃德不恃险，而设险重闭之义，亦未可略而不讲也……汴四战之地，受敌最深，梁末帝之祸甚于王假，靖康之辱几于石晋，况滔天之浸（指黄河）近在咫尺之间，言建都者，其亦有鉴于往事哉！”

    北宋名将韩琦曾建议加固京师外城，以此加强京师的防守，他说：“北戎势重，京师坦而无备，若一朝称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与之力战。彼战胜，则疾趋澶渊。若京城坚固，戒河朔之兵勿与战。彼不得战，欲深入则前有坚城，后有重兵，必阻而自退。退而邀之，击之，皆可也。”谏官余靖表示反对，他说：“王者守在四夷，今无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而为婴城自守之计。”皇帝同意余靖的意见，韩琦加固京城的建议被否决。

    养兵太多负担沉重依赖运河民力耗尽

    既然开封无险可守，保障首都安全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兵力补足。北宋开封一带经常驻军数十万，城里城外连营设卫，以代替山河之险。大量冗兵云集京师，大大增加了开封对运河的依赖性。时间一久，就造成政府财政开支负担沉重，百姓困于徭役。

    前面说过，宋太祖登基后多次下诏开挖运河，为此不得不征用大量民力。赵匡胤了解民间疾苦，爱护百姓，不会轻易动用民力。建隆二年，他命令给事中刘载带领民众挖五丈渠。他对侍臣说：“烦民奉己之事，朕必不为。开导沟洫，以济京邑，盖不获已耳。”他知道京师依赖运河供给并非长久之计，所以才有迁都的打算。由于迁都计划受阻，运河的开挖和维护便成为北宋自始至终的国家大事。正如张方平所说的：“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河道不够要继续开挖，河道淤塞要不断清淤，无休无止的开挖清淤动用无数民力，使百姓疲于奔命。

    开封是运河的供给中心，政府的粮食和物资的主要来源地是长江下游。宋初，长江下游人口稠密，经济发达。自成为京师的粮食和物资主要来源地后，其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天下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开封，其他地方却越来越穷困，这正是赵匡胤所担心的。他预言：“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结果不幸而言中，过了不到百年，民力几乎耗尽，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发展停滞，北宋政府经常入不敷出，庞大的军费开支（占政府总支出的60%~70%左右）使政府和人民都喘不过气来，财政上的“积贫”和军事上的“积弱”成为不可挽回的趋势。

    到了1126年，金国见北宋已弱不禁风，兴兵大举南下，包围汴梁。

    1127年，金兵占领开封，北宋灭亡。被金兵洗劫一空的开封从此风光不再，汴河航道逐渐湮塞，南北交通要道的重要地位也慢慢丧失，汴梁在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宣告结束。